古代中国天文学根本不象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是“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古代中国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用，为生存服务”。而是与古希腊的科学家一样，“更主要的是为了解释自然，为认识服务。”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先生，在全面、深刻、细致地综合分析、对比中国和西方在天文学体系方面的差异之后，得出的精确结论是：　　“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今天的射电天文学家为什么要以巨大的兴趣去查阅两千年前的中国天象记录呢？这是很简单的事。它不含有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特别的技能，这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古老统治方式――太史院逐代转述并大量记录下天象（尽管有内战和入侵的动乱）。……天空事件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后代的史学家按惯例将它们系统地整理，从而到今天我们都受益匪浅。……中国天文学与希腊有深刻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发展了巴比伦的代数学传统，计算和预告太阳、月亮、行星的位置不需要任何实在的几何模型，不象欧多克斯（Eudoxus，前409-356）、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依据机械天层所建立起的那种“均轮套本轮、轨道套轨道”。……说来也怪，没有托勒密的行星天文学，却也有其好的一面。……对中国人来说，恒星是无须解释的发光体，彼此相距遥远，漂浮在无限空间之中，它们组成固定的形状已过了亿万斯年，这比起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上午9时”被创造而出现的思想是多么高明的见地啊！有证据表明，中国人的上述概念在十七世纪时对欧洲有巨大的影响。……在中世纪，他们，而且仅仅是他们对吸引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这一知识通过马里孔特（Maricourt）的彼得（Peter，郭守敬的同代人）的传播刺激了吉尔伯特和开普勒去比拟重力和磁力的吸引，从而促进了牛顿的伟大综合。　　中国和希腊天文学之间另一个基本的差异，是着重点的不同。希腊人的注意力总集中在黄道，七曜由此通过，希腊人类似于古埃及人，通过注视偕日升和偕日没（即黎明前升起、黄昏后落下）的星座去解决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问题，然而中国人的注意力总集中在赤道和拱极区，即恒显圈，恒星在其中永不上升也永不落下，我们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观测中心河南阳城就可见到这一情况。……　　中国人把天空分成四宫，象我们将一个苹果切成四大块那样，每一部分有一古代象征性的动物：苍龙为东方和春，朱雀为南方和夏，白虎为西方和秋，玄武（或“阴沉的武士”）为北方和冬。而紧围着天帝极星的北拱极区按类似于五行的象征性关系又认为是独立的中央黄宫。这种五行观贯穿在整个中国的自然哲学中。此外，还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天区分划。　　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赤道（与黄道相对）被分成28份，称作28宿（月站），每宫七宿，每宿由一特殊的星座标定，从其中某一特定的定标星（距星）起算，因而每一宿所占的赤道范围有很大差别。将各宿隔开的时圈从天极辐射出来，象被天空网成许多桔子瓣，某些宿位于赤道之上，另一些分布于赤道南北。　　……　　从上述28宿星座你一定注意到，中国人的天空分划同希腊的及现代天文学所通常用的星座全然不同，成千的星座中东西方有相同名称的至多不超过一打，其中有大熊、猎户、御夫、南冕和南十字。……天空分划的徊然不同是关于中国天文学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最令人信服的论据之一。　　如果我们现代的天空在命名方面是希腊式的话，那么在计量恒星精确位置这一同样重要方面却完全是中国式的。计量恒星位置现在有三种经典方式。希腊式，按黄道和黄极决定一切，一颗星的位置以黄经、黄纬表示；稍后的穆斯林式，用地平坐标系，以高度和地平经度表达；而中国式是从赤道和时圈起量，跟今天我们所说的赤经、赤纬完全相同。中国人测量了每一宿的距度，并以去极度代替去赤道度，它们的系统同现代人一致，可能有人要问，西方是什么时候变过来的呢？“那是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纪下半叶第谷进行伟大的天文观测的时期。看来，他们部分地是受到了精通中国系统的阿拉伯人的影响而选择了现代体系。”[3]　　尽管有了如此清楚的分析，但是在学术界的一些学者看来，这只不过是李约瑟先生的一家之言，还有的学者认为李约瑟先生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诸如以上所谈，孰是孰非，还需要大量的史实来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