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湿热证乃脾胃实证中的常见证型，是以脾胃功能失调为主要病机的一类湿热病证，尤以南方地区最为多见。脾胃湿热证表现为：舌苔黄腻、胃脘痞满或胀或痛、大便溏、纳呆，口苦而粘、胸闷、口渴少饮、肢体困重、恶心。
      脾胃湿热证的由来：刘完素《宣明方论》中的“湿为土气，火热能生土湿；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宣行，停滞而生水湿，故湿者多自热生”及“辛苦寒药，能除湿热怫郁痞膈”，已明确提出湿热的概念和“积湿生热”、“湿自热生”的论点，并初步阐述了湿与热相互转化的病机以及用苦寒药物治疗的观点。李东垣则十分重视后天脾胃，指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认为脾胃湿热证“皆由饮食、劳倦损伤脾胃，乘天暑而病作”。朱丹溪《格致余论》中的“东南地土卑弱，湿热相火为病最多”，“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则首次提出湿热相合为病，并认识到湿热发病不仅具有地域气候特点，而且与饮食习惯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内经》湿热病因学说。以上论述提示，金元时期的医家已经对脾胃与湿热的关系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并根据湿热病证的特殊症状和发病季节，结合患者体质的异同与饮食特点，进一步探求了湿热病证的辨治规律，从而为脾胃湿热证理论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明清时期，著名医家叶天士《温热论》中的“粤地潮湿，长夏涉水，外受之湿下起”、“酒客里湿素盛”、“酒肉之湿助热”及“外邪入里，里湿为合，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其化热则一”等在论及湿热的病因病机时，既强调外湿与地域、季节、气候、居住环境相关，也重视内湿在湿热证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湿热乃内外湿邪相合而成；同时初步指出,湿热侵犯人体的病变中心在脾胃；辨证尤重舌诊；治疗主张分解湿热，以祛湿为先，并重视气机的调畅。
     而薛生白在《湿热病篇》中则较系统地论述了湿热病证，其“湿乃阳明太阴同病”、“湿热病属阳明太阴者居多”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湿热的病变中心在脾胃。“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从口鼻入者十之八九；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故多阳明太阴受病”，强调湿热病是脾胃先伤，复感湿热之邪而成。“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则指出辨证时应以“湿”与“热”的偏重分合为准绳；治疗时，须辨太阴湿盛或阳明胃热为主；具体以分解湿热、不使相合为原则。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广泛汲取历代医家有关湿热病证论述之精华，创立了三焦辨证，并制定了三焦分证之治疗大法，如治疗湿重于热和湿热并重之名方三仁汤、黄芩滑石汤即出自吴氏之手。总之，明清医家总结前人的经验，从病因病机及辨治方面对湿热病证进行了系统阐述，突出了脾胃在湿热病中的中心地位，从而促进了脾胃湿热证理论的形成。近来，脾胃湿热证的研究发现：脾胃湿热证往往呈现亢进状态的病理反应，既有感染、炎症的基础，又有神经、内分泌、免疫、胃肠运动及相关基因的病理改变。